配资资讯服务网东西问｜李立新：“纳土归宋”顺应了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大趋势

中新社郑州2月4日电题：“纳土归宋”顺应了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大趋势配资资讯服务网

——专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李立新

中新社记者李贵刚

近日，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热播。剧中，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弘俶，选择归顺宋朝，献出吴越国十三州及所辖军民。这一事件被称为“纳土归宋”，为北宋的统一繁荣书写了重要一笔。

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李立新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详解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的历史抉择何以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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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月18日，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全球启航发布会在浙江杭州钱王祠内举行。图为游客在钱王祠外拍照留念。中新社记者曹丹摄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钱弘俶是谁？历史上对他有何重要记载？

李立新：钱弘俶生于公元929年，杭州临安(今浙江杭州)人，是吴越开国国君钱镠之孙，第二任吴越王钱元瓘之子。公元948年，钱弘俶即位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建立宋朝。在平定江南时，钱弘俶出兵有功，被封为“天下兵马大元帅”。公元978年，其“纳土归宋”，入宋后避讳，改称钱俶。公元988年，钱俶病逝于南阳邓王府(今河南南阳境内)，葬于河南洛阳。

对钱弘俶的重要记载是出土于洛阳的钱俶墓志。该墓志现珍藏于洛阳博物馆，志石高92厘米，宽93厘米，志文53行，满行52字，全文约2700字，详细介绍了其生平事迹，是研究五代宋初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，具有难得的历史研究价值。

墓志记载：“藩辅固而寰宇宁，车书通而天地一。举千乘之重，请藉有司；炳三台之明，愿拱宸极。”这便是著名的“纳土归宋”事件。

2026年1月28日，位于杭州市临安区的衣锦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。衣锦城正是钱俶的祖父、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所建的首座城池，它既是吴越国衣锦军的军治所在，更兼具家宅、宗庙、陵城多重功能。图为游客在遗址之上游览。吴怡欣摄

中新社记者：当时钱弘俶选择“纳土归宋”，有何因由和意义？

李立新：公元978年，钱弘俶赴宋都东京(今开封)朝见宋太宗，献出了吴越国十三州及所辖军民。他选择“纳土归宋”并非偶然，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。

归结起来，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有四方面原因：

其一，谨遵先祖教导，践行先祖遗训。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立国时，就将中原各代王朝视为正统，并在临终前留下“凡中国之君，宜善事之”和“如遇真君主，宜速归附”的遗训。钱元瓘继位后，改用中原年号，接受中原王朝册封，向中原王朝事贡，维护一方平安。钱弘俶继位后，延续了祖父钱镠、父亲钱元瓘的教导和做法。

其二，避免生灵涂炭，顺应统一大势。北宋有一统天下的雄心，吴越国作为当时仅存的南方政权，难以独善其身。钱弘俶深知，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，主动归顺可避免战争。

其三，保全钱氏家族，造福子孙后代。历史上，因改朝换代而国破家亡的事件屡见不鲜。吴越钱氏家族因为归宋，不仅免受倾覆之痛，而且受到了北宋的极高礼遇。成书于北宋初期的《百家姓》中，钱姓被排在皇姓赵姓之后列第二位，流传至今，彰显了北宋对吴越钱氏的高度认可。

其四，避免经济凋敝，维持地区繁荣。从经济角度看，“纳土归宋”避免了战争破坏，保全了吴越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。吴越国在钱氏统治时期，重视水利建设、发展海外贸易，经济空前繁荣。选择归附北宋，其兴盛的经济局面便能得以维持，还能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，一方面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与国家统一，成为后世推崇的政治智慧与家国情怀的典范；另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江南地区的地位，推动了两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的进一步南移，奠定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础。

2022年1月1日，人们在杭州六和塔下“晒福”。六和塔始建于宋开宝三年（970年），塔基原址系吴越王钱弘俶的南果园。钱弘俶舍园建塔原为镇压江潮。中新社记者王刚摄

中新社记者：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何以体现中华文明统一性？

李立新：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件大事，它融汇家国大义、政治远见与民生关怀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，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。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：

第一，“纳土归宋”顺应了中华文明自古强调“大一统”的历史大趋势。

五代十国虽政权林立，但各割据势力仍以“中国正统”自居，表明分裂只是暂时现象，统一才是历史趋势。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顺应了这一趋势，并非单纯的臣服，而是对“天命所归”的政治合法性的承认，加速了当时中国的统一进程，是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生动诠释，体现了中华文明“天下归一”的政治理想。

第二，“纳土归宋”促进了中华南北文化的互认与融合。

吴越国的文学艺术、科学技术、风俗文化和饮食文化都很有特色，形成了“东南佛国”“丝绸之府”等文化现象。“纳土归宋”后，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。

一方面，吴越的文人、工匠进入北方，推动了南方文化在全国的传播。吴越的文人和文化精神影响了北宋的“尚意书风”，如苏轼的“我书意造”、米芾的“刷字”“八面出锋”；吴越精细的丝织技术也间接推动宋朝汴绣的成熟与发展，使汴绣兼具宫廷华美与江南灵秀；吴越杰出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北宋都城开封承造开宝寺塔，也将吴越的建筑技术推广到北方。

另一方面，吴越的佛教、艺术传统也对北宋产生影响。例如，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瓷，在五代时达到技术巅峰，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，传入北宋后，对宋韵文化产生较大影响。

吴越归宋体现“大一统”的理念，强化了中原与东南的文化融合。钱弘俶“以民为重”的政治考量也契合儒家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”的思想，增强了民族认同感。这种文化上的向心力，正是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维系统一的关键因素。

2016年2月25日，农历正月十八，“丙申元宵钱王祭”在浙江省杭州市钱王祠举行。钱氏后裔按中国传统礼制，祭拜钱氏先贤，祈福国运昌盛。中新社记者李晨韵摄

第三，“纳土归宋”发扬了中华“和合”价值观。

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减少了社会动荡，这一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，可视为和平统一历史经验的镜鉴。

“纳土归宋”后，吴越被纳入宋朝经济体系，大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南北物资流通，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。吴越国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海外贸易经验也为北宋所吸收，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。

钱弘俶的选择表明，中华文明的统一进程蕴含着文化、经济和政治智慧的融合。这种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模式，对当代中国也具重要启示意义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李立新。受访者供图

李立新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，史学博士配资资讯服务网，兼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。主持完成了《商代宗教的原始记录——甲骨文中所见祭名研究》《世界文明视域下黄河文化的内涵特征与黄河文化生态带研究》《中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》等一批重点研究课题。连续十八年主持主编《河南文化蓝皮书》，在研究和传播殷商文化、根亲文化、河洛文化、中原文化、黄河文化、黄帝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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